禁书能引发革命吗？——文人政治与法国大革命 | 微思客

邹林志 | 微思客撰稿人

一、文人为何热衷于政治：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文人对于政治的特殊热情，他们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参与到政治实践当中，也不像德国文人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热心于政治讨论和抽象理论，但却对具体的政治实践不感兴趣，即“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时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对此，托克维尔给出了他的解释，首先，他认为首要原因是现实社会中荒谬的特权现象严重，使得文人自然而然地利用理性去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其次，文人缺乏参与实际政治的渠道，加上政治教育重视抽象原则而缺乏现实政治的内容，使得他们缺乏对于现实政治运行方式的理解。

托克维尔对于文人政治的解释大体上令人信服地解释文人热衷政治讨论的动力，但缺乏更加细致地论证，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还需要理解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文人与他们之前的文人有何不同，是怎样的社会现实使得这样的转变成为了可能。夏蒂埃在《法国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对此进行了分析。文人的政治化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权力文化与权力政治之间鸿沟的形成，“以公共广场文化的实践与动机为一方——它没有资格、狭隘封闭、不负政治责任，以权力政治为另一方——其利害得失、参与者与行动者均局限在撕裂宫廷的敌对或分裂政治权力掌控者的对抗的狭隘范围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样的鸿沟使得文人的话语领域与政治实践的话语领域无法融合，“政治的去民间传说化”与“民间传说的去政治化”相互呼应。

正是这样的鸿沟推动了新的公共文学领域——沙龙的产生，这代表着一种自主的文化领域的出现和对国家依赖的减弱。沙龙有着两个特点：其一，它创立了一种自身的评价体系，不被宫廷政治的审美所支配，也摆脱了传统的学院权威；其二，它标志着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公共文化产品市场的产生，不同的沙龙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其利益攸关之处就是争夺对从君主和宫廷监护下解放出来的思想生活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期刊的出版周期缩短、题材增多扩展了美学批评的空间，使之成为文学公共领域的重要支柱。1734年，近半数的文学期刊是月刊，30年后，在1761年，所有文学期刊中超过半数是周刊或半月刊。读者能阅读到的著作数量因此而显著上升，另一重要的变化是关注题材的增加与转变，期刊显示出越来越不关注神学著作，而更多关注纯文学和历史。期刊的流行，使得原本封闭的评价体系变为大众，使得限制的评价客体变得多元，“通过将读者树立为鉴赏的裁决者，从固定的标准和僵化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这些文学期刊让一个批判的、自主的和至高无上的新法庭得以生成，这个法庭就是公众。”

新的文化产品市场的形成使得公共领域开始政治化。一是因为其与君主制度截然不同的组织性，“现实社会在君主制度之外，以另外的方式和在另外的地方，重构了一个政治社交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一个人为基础，不再以他们所属的制度性团体为基础；这个新世界建立在被称作”舆论“的混乱的东西之上，是在咖啡馆。沙龙、共济会和各种”会社“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的社交。”二是因为批评和检验的对象得以扩展，原先得以豁免于评价体系的神圣产物也被纳入了评价体系之中，当流行的沙龙与印刷作品带给人们这一理念——人们可以自由地评价作品和理念，并在观念的竞争中得到一种普遍意见的时候，宗教的神秘性与国家的神秘性被减弱，其免于评价的豁免便消失了。

文人政治化的公共舆论为什么倾向于激进？劳伦斯·斯通指出在英国革命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的影响相当大，由于过度扩张的教育导致的就业困难，“所有人都怨恨这个给他们提供了过度教育却不能给他们提供职位的社会，许多人自然而然地滑向宗教和政治激进主义。”在法国有同样的场景吗？ 这些“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是否部分由同样的原因培养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在1760年之后，大量的作者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他们所期望的职位与收入之外，也即根本无法获得学院里的职位、君主的馈赠和年金，或与官方机构相关的闲差。原有的职位占有着顽强地排斥着新来者，而新来者在不公的怒火中按照旧制度的常见机制将苦难归咎于政治，为这种不公平的秩序的倒塌而热烈期待。

二、文人政治与大革命爆发的关系

（一）莫尔内、泰纳和托克维尔的解释与”回溯性重构“局限

文人政治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文化起源吗？一代代学者给出了他们不同的回答， 莫尔内从三个方面去解释新思想与大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新思想沿着“教养最高的阶层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众”的社会阶梯向下渗透； 其二，这种渗透是从巴黎向外省；其三，这种渗透是逐步加速的。

而泰纳则超越启蒙运动，将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更深的古典主义的“推理理性（raison raisonnante)”当中去, 他指出这种思想用”抽象的世界“取代”现实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普遍的人“取代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作为个体的人，他将古典主义概括为否定和拒斥现实，“法国的古典悲剧构成风格分离的极端，悲剧远离日常生活现实；至少欧洲文学没有比之更激进的”。

托克维尔则强调中央集权对于文人政治在社会中心的推动，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旧习俗和法律带来的不公平，所以他们容易接受一种推翻一切的普遍政治原则；也正是因为政府剥夺代议制机构，削弱地方自治，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公众无法获得政治实践的经验。最终导致文人承担了政党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将大众导向一个由理性建构起来的全新的社会。托克维尔超越莫尔内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权力的作用——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新思想传播的影响，但他的局限在于将绝对主义的政治实践与新思想的传播作为两个平行、对立的历史。

笔者认为，托克维尔将“原则与学说”与“政治现实”截然对立的模式，无法更好地解释文人政治带来的新的公共领域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过程，莫尔内与泰纳的必然联系的建立难以回答关于“回溯性重构”的问题，即造成一种“回溯性幻象”，它是在“事件已经完成时，以及在我们从事件的完成点回顾过去之时，让我们能够读到预示性征象的逆向进程”。通过构建一种从启蒙哲学到大革命的必然联系，来构建一种连续性，以证明正当性。我们应当如何避免这种风险？一种新的政治化模式将18世纪的思想社交视为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产生的过程，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中，理性与批判作为原则，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自由的逐步斗争而影响大众，通过增加的读者和讨论，消解王权和宗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从而将之建立在“公众运用理性的要求与理性最终获胜之上”。

（二）印刷、出版业与日益增长的读者对王权的消解

出版业的繁荣与印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一种自主的公共产品领域的产生。马尔泽尔布在《出版自由陈情书》中区分使用了两组概念管理与公正、监管与贸易。他在前一组中选择公正，并指出了印刷时代对于公共领域形成的影响，“印刷时代也已无可挽回的改变了权力行使的条件。它会让整个国家喜欢上并且习惯于通过阅读来进行自我教育。”[14] 在第二组概念中，他选择了自由，并指出了书籍贸易的规模和需求，这说明了18世纪70年的社会已经存在这样一个阅读、讨论、批评的公共论坛。

与此同时，出版业的法律也发生了转变，大量的“默许”作品开始出现，他们打着国外出版的旗号作为掩护，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开始出现，在次以前，作家并不靠写作直接生存，他们或者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证经济独立，或者找到一位恩主，换取资金支持。根据戴梅里在1748年到1753年间做的调查，434位作家中有101位没有社会职业，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作家成为更为自主的群体。

书籍是否引发了革命？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莫尔内、托克维尔还是泰纳，都对于阅读的力量进行了重要的强调，然而，这样的论证是可疑，正如夏蒂埃所说，“我们一革命事件为出发点，回溯性地阅读启蒙哲学著作，并赋予这些著作明确的谴责和说服意义，这么做毫无疑问是有风险的。”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进入到当时的法国社会，考察书籍对于社会的具体影响，从而避免“回溯性重构”。

政治诽谤类作品是出版界流行的类型，在沙泰尔出版社畅销书日前100部书中有15部是“诽谤作品”或“丑闻编年史”，其中《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高居第一。在书中，宝座、王冠等都作为可笑的道具出现，权杖软弱无力，国王成为荤段子中取笑的对象，通过身体的纠缠，杜巴利吸尽了他的魅力，使得君权的象征性器官尽失效力。 阅读作为文化产品的传播导致的是侵蚀旧制度王权的神圣性的后果，当阅读越来越平民化、快餐化，阅读也就丧失了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宗教感。读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读者不再倾向于信服和用护，而是大规模的实践“公开运用个人理性”对于权威进行戏谑和评论。

这种文字对于王权神圣的侵蚀通过对国王形象的简明刻画取代复杂寓言而进行。由于文字叙述和雕刻图像的广为传播，凡尔赛宫式微了，通过历史事件画面进入寓言故事，国王的真实形象代替了想象，国王的形象不再神秘，公共领域批判精神的不断发展，“挖空了长期以来与不可穿透的和不可恫吓的国家神话紧密相连的绝对权威的根基。”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证，笔者分析了文人热衷政治的原因与使得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沙龙、期刊等公共领域的形成，分析了文人政治如何通过这一公共领域，尤其是出版和书籍的方式使得理性在大众中取得胜利，消解了王权的神秘和神圣，从而在文人政治与大革命爆发中建立起了一种并非必然，但更具有说服力的内在联系。笔者看到，在这一文人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悖论，一方面，正是拥有一定的私人领域，使得独立于国家权威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将私人领域的诽谤政治、赋予政治意义的斗争方式，使得大革命后的私人领域被公共领域反噬。

大革命根植在旧制度中，但看上去与旧制度迥然不同，这也是无数学者试图从文人政治角度为大革命寻找思想、文化源头的原因之一。从一方面看，大革命发生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蕴含在可能导致它发生的任何前提当中，大革命没有确切源头，“它坚信自己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具有表演价值：它通过宣称与过去决裂构建起自身”。但从另一方面，革命的进展往往与革命的愿望背反，革命者宣称的决裂往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可以将革命与启蒙整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进程中，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这是一个现时社会，既无过去亦无传统，全面朝向未来。启蒙与革命彼此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它们共同依赖于超越了它们自身范围的更广阔的更整体的历史现象。”

参考文献：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译林出版社，2015年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

高毅主编：《<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Lawrence Stone,The Cau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39-1642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1972

Alexi De Tocqueville, translated by Alan S Kaha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编辑： 元嘉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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